汉语避讳地名中的语言文字现象
［摘 要］避讳现象古已有之，其中体现了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字现象。汉语避讳地名中蕴含的语言文字现象主要体现在词义、语音和文字方面。词义方面，主要有同义、反义、类义、种属义、相关义和无关义；语音方面，主要有同音、近音和更音；文字方面，主要有缺笔、增笔、换形和省字。有时还会综合运用“音、形、义”中两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考察汉语避讳地名中的语言文字现象，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我国古代的语言文字面貌和地名文化。
［关键词］汉语；避讳；地名；语言文字
我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尊卑贵贱之等级，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避讳制度。《说文·言部》“：讳，忌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将其解释为“诫而不道者”。可见，避讳是因有所顾忌并不直接说出，而采用其他委婉的方式。避讳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如人名避讳、地名避讳、物名避讳和职官避讳等。其中，地名避讳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我国古代许多地名几经改易，因避讳而改的地名不少，大多是因犯帝王名讳而改，偶有避重和避不吉而改地名。
避讳地名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背后还包含着语言文字规律。前人对此已经做了一些较为零星的探讨，但较少着眼于语言文字角度，而且缺乏系统性。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避讳地名中的语言文字现象进行考察。
结合历史材料，我们发现汉语避讳地名中的语言文字现象有：词义方面，主要有同义、反义、类义、种属义、相关义和无关义避讳；语音方面，主要有同音、近音和更音避讳；文字方面，主要有缺笔、增笔、换形和省字避讳。此外，还有综合利用音形义的情况。本文将从词义、语音、文字、综合四个方面对避讳地名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
在避讳地名中，词义是古人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词义之间的关系多样，故为避讳提供了多种方式。据考察，词义方面主要有同义、反义、类义、种属义、相关义和无关义避讳，下面将分别进行分析。
（一）同 义
利用同义来进行避讳是一种比较简单、便捷的方式，因此古人经常以同义避讳之法来更改地名。
例如，恒山为我国五岳中的北岳，为避汉文帝刘恒讳，将“恒山”改为“常山”。《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下》：“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食常山郡。”李贤注：“本恒山郡，避文帝讳改为常山。”“恒”和“常”同义。《说文·二部》：“恒，常也。”《诗经·小雅·小明》：“无恒安处”句，郑笺：“恒，常也。”《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赵岐注：“恒，常也。”类似的还有，为避宋真宗赵恒讳，改“恒州”为“常州”。
再如，今河南的开封本作“启封”，为避汉景帝刘启讳，将“启封”改为“开封”。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七：“开封者，故宋微子启所封地，因以为名。避汉讳，改开封。”“ 启”和“开”同义。《说文·口部》：“启，开也。”《玉篇·口部》亦将其释为“开也”。类似的还有，为避汉景帝刘启讳，改“启阳” 为“开阳”。
中江，今在四川省内江市。为避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嫌名，将“中江”改为“内江”。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周武帝天和二年，于中江水滨置汉安戍，其年改为中江县，属资中郡。隋文帝避庙讳，改为内江县，属资州。”“中”和“内”同义。《说文·丨部》：“中，内也。”古人多称“内”为“中”。《周礼·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郑玄注：“国中，城内也。”《后汉书·烈女传》：“以益中外之累。”李贤注：“中，内也”。为避隋太祖杨忠嫌名，隋时常以“内”代“中”，如改“中丘”为“内丘”、改“中牟”为“内牟”、改“中乡”为“内乡”等。
此类避讳之例还有很多，如“宛暖”本作“宛温”，为避南郡公桓玄之父桓温讳而改；“从阳”本作 “顺阳”，为避梁武帝萧衍之父萧顺讳而改；“达州” 本作“通州”，为避宋真宗刘皇后之父刘通讳而改。
（二）反 义
利用反义进行避讳是避讳地名中较少使用的一种方式，通常是以带有积极意义的字词来替代原地名中带有消极意义的字词。
例如，阳曲，今在山西省太原市。隋文帝姓杨，以阳曲为恶名，将“阳曲”改为“阳直”。王观国《学林》卷六：“太原郡有阳曲县，隋文帝自以姓杨，心恶阳曲之号，乃改为阳直。”“曲”和“直”为反义关系。《广雅·释诂》：“曲，折也。”又《玉篇·曲部》：“曲，不直也。”
再如，西陵，今在浙江省杭州市。“陵”可指帝王的坟墓，五代吴越武肃王以其非吉语，将“西陵”改为“西兴”。吴任臣《十国春秋·地理表下》“越州萧山县”注：“旧县有西陵镇，古西陵也，武肃王屯兵，恶 ‘陵’字，改曰‘兴’。”“陵”有衰微之义，与“兴”构成反义关系。《汉书·李寻传》：“故世陵夷。”颜师古注：“陵夷，谓颓替也。”
巴中，今在四川省绵阳市。为避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嫌名，将“巴中”改为“巴西”。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巴西县，本汉涪县地，属广汉郡 ……后魏改为巴中县，隋开皇元年避庙讳，改为巴西县。”“中”和“西”为一对相对的概念。
（三）类 义
这里的“类义”是指用所避讳对象的类义词来进行避讳，即避讳对象与避讳语所指事物属于同一大类（或整体）而分属不同种类（或部分）。由于类义比较容易建立起相关事物的联系，故此种避讳之法古人也较常使用。
例如，清渊，今在山东冠县。为避唐高祖李渊讳，将“清渊”改为“清泉”。《北史·魏本纪》：“封光禄大夫、清泉县侯李延寔为阳平王。”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魏书》‘泉’作‘渊’，《北史》避唐讳改。”《说文·水部》：“渊，回水也。”《说文·泉部》：“泉，水原也。”“渊”和“泉”均属水类，为同类义词。
再如，贞女浦，为避宋仁宗赵祯嫌讳，将“贞女浦”改为“贤女浦”。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南唐有贤女浦。盖祥符间女子姓刘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强之，因自沉于江，浦因以取名。初号贞女，后避昭陵讳，改为贤女。”“贞”和“贤”均可指女子美好的德行，为同类义词。
（四）种属义
避讳地名中有的是利用词语之间的种属关系即上下义关系来确定避讳所用字词。
例如，长渊，今在河南省洛宁县。为避唐高祖李渊讳，将“长渊”改为“长水”。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长水县，本汉卢氏县地，后汉、晋、宋不改 ……西魏废帝改为长渊。隋义宁元年，以犯高祖庙讳，改为长水。”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唐高祖名渊，改长渊县曰长水，澶渊县曰澶水。”《 说文·水部》：“渊，回水也。”“水”为“渊”的上位义词。
再如，虎丘山，今在江苏省苏州市。为避唐高祖李渊之祖李虎讳，将“虎丘山”改为“兽丘山”。《说文·虎部》：“虎，山兽之君。”“兽”为“虎”的上位义词。
（五）相关义
有的避讳在意义上虽不属于上述几种关系，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例如，禾兴，今在浙江省嘉兴市。为避吴乌程侯孙皓之父孙和嫌名，将“禾兴”改为“嘉兴”。《宋书· 州郡志一》：“嘉兴令，此地本名长水，秦改曰由拳。吴孙权黄龙四年，由拳县生嘉禾，改曰禾兴。孙皓父名和，又改名曰嘉兴。”《说文·禾部》：“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广雅·释草》：“盖凡谷皆以成实为费，禾象穗成，故为嘉谷之通名，谷未秀曰苗，已秀曰禾。”可见，“禾”和“嘉”在意义上有一定的关联。
再如，蕲春，今在湖北省黄冈市。为避晋简文帝郑太后阿春讳，将“蕲春”改为“蕲阳”。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在汉为蕲春县地，属江夏郡 ……晋孝武帝改曰蕲阳，以郑太后讳故也。”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又改为“蕲春”。“阳”和“春”均有温暖的特征。《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郑笺“：阳，温也。”“阳”“春”二字经常连用为“阳春”，如《长歌行》：“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阳春”在这里指温暖的春天，故“阳”和“春”在意义上存在关联。为避郑太后阿春讳，晋时常以 “阳”代“春”，如改“寿春”为“寿阳”、改“宜春”为“宜阳”、改“富春”为“富阳”等。杜佑《通典·州郡十一》：“东晋以郑太后讳，改寿春曰寿阳，宜春曰宜阳，富春曰富阳，凡名春，悉改之。”
殷城，今在河南省信阳市。为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讳，将“殷城”改为“商城”。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宋太祖）父名弘殷……改殷城县曰商城。”商王盘庚曾迁都于殷，故商朝又被称为“殷”或“殷商”，因此“殷”和“商”也存在关联性。
（六）无关义
有一些避讳，在词义方面不存在关联。
例如，“建康”本作“建邺”，为避晋愍帝司马邺讳而改。《宋书·州郡志一》：“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为建邺。愍帝即位，避帝讳，改为建康。”“康”和“邺”在这里没有意义上的联系。
再如，“兴道”本作“兴势”，为避唐太宗李世民嫌名而改。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太宗名世民……改兴势县曰兴道。”“ 道”和“势”在这里没有意义上的联系。
“蔡州”本作“豫州”，为避唐代宗李豫讳而改。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武德四年，复置豫州，宝应元年以避代宗庙讳，复改为蔡州。”“ 蔡” 和“豫”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上的联系。
此类避讳之例还有一些，如“安化”本作“弘化”，为避唐高宗太子李弘讳而改；“赵州”本作“殷州”，为避北齐宣帝高洋太子高殷讳而改；“武亭”本作“武功”，为避金显宗完颜允恭嫌名而改。
汉语中多音同或音近字，容易建构起避讳字与被避讳字在语音上的联系。因此，古人避讳时较常采用音同或音近的字词来替代。
（一）同 音
利用同音现象进行避讳是古代避讳地名中的常见方式之一。
例如，泰山，古郡名，因境内泰山而得名。为避范晔之父范泰讳，将“泰山”改为“太山”。《后汉书· 虞延传》注引《谢承书》：“永平十五年，蝗虫起泰山。”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汲本‘泰’作‘太’。按范晔避其父范泰讳，‘泰’皆作‘太’，此后人回改也。”“泰”和“太”在《广韵》中均为“他蓋切”，透母泰韵，两字同音。类似的还有，为避北周文帝宇文泰讳，改“泰和”为“太和”。
再如，洛南，今在陕西省商洛市。为避明光宗朱常洛讳，将“洛南”改为“雒南”。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明）光宗名常洛，改洛南县曰雒南。”“洛”和“雒”读音相同，二者在《广韵》中均为“卢各切”，来母铎韵；“洛”和“雒”意义不同，《说文·水部》“：洛，水。”《说文·隹部》：“雒，鵋鶀也。”故此例是采用同音字进行避讳。
珍州，今在贵州正安县。为避元末大夏皇帝明玉珍讳，将“珍州”改为“真州”。《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真州，唐置……明玉珍改为真州。”在《广韵》中，“珍”为“陟邻切”，“真”为“职邻切”，两字同音。
（二）近 音
除了同音，古人还利用音近的特点来确定避讳用字，大多与所避讳字的韵母相同或相近。
例如，昌明，今在四川省江油市。为避后唐庄宗李存勗之祖李国昌讳，将“昌明”改为“彰明”。吴任臣《十国春秋·地理表上》“绵州彰明县”注：“旧为昌明，前蜀因之。后唐同光时改彰明，避庙讳也。”在《广韵》中，“昌”为“尺良切”，昌母阳韵；“彰”为“诸良切”，章母阳韵，两者音近。类似的还有，为避李国昌讳，改“延昌”为“延唐”，改“吉昌”为“吉乡”，改“须昌”为“须城”。
再如，寿良，今在山东省东平县。为避光武帝刘秀叔父刘良讳，将“寿良”改为“寿张”。《资治通鉴》卷四十四“：是岁，帝舅寿张恭侯樊宏薨。”胡三省注：“寿张县，属东平郡，春秋曰良，汉曰寿良，帝避叔父赵王良讳，改曰寿张。” 在《广韵》中“，良”为“吕张切”，来母阳韵；“彰”为“陟良切”，知母阳韵，两者音近。
光州，今在河南潢川县。为避金海陵王完颜亮太子光英讳，将“光州”改为“蒋州”。《金史·海陵诸子光英传》：“天德四年二月，立光英为皇太子…… 宋亦改光州为蒋州，光山县为期思县。”在《广韵》中，“光”为“古黄切”，见母唐韵；“蒋”为“即两切”，精母养韵，两者音近。
（三）更 音
更音是指遇到所避讳的字时不读本音而另读他音的一种避讳方法。
例如，为避孔子的名讳，将“丘”读作“期”。“雍正三年，上谕：‘孔子圣讳，理应回避，令九卿会议。九卿以凡系姓氏，俱加“阝”为“邱”，凡系地名皆更易他名。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加 “阝”为“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阝”旁，读作“期” 音，庶乎允协。’”
三、文 字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与上文所述的避讳方法相比，字形避讳往往更加直观，它是借助文字形体的改变以作区别。字形避讳常见的方法主要有缺笔、增笔、换形和省字。
（一）缺 笔
缺笔是指省去所避讳字的某些笔画。例如，方城，今在湖北省当阳市。南宋荆湖制置使赵葵为避其父赵方讳，将“方城”之“方”字少写上面的一点，改为“万城”。
（二）增 笔
同缺笔相反，增笔是指增加笔画（包括部首）的情况。例如，义州，今在河南省商城县。据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为避宋太宗赵炅初名赵光义讳，在 “义”的左边加上“亻”这一部首，将“义州”改为“仪州”。
（三）换 形
换形是指改变字的部首进行避讳。例如，上邽，今在甘肃天水市。为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嫌名，将 “上邽”改为“上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后魏道武帝名珪，改上邽县曰上封。”“邽” 和“封”相比，两者部首“阝”和“寸”不同，而其左边的“圭”小篆字形相似。
（四）省 字
省字是指将所避讳的字直接省去的一种避讳方法。例如，韦城、考城、胙城、襄城皆为古县名，为避后梁太祖朱温之父朱诚嫌名，皆省去“城”字。王观国《学林》卷三：“温父名诚，温篡唐居汴州，人为讳‘城’字，故韦城、考城、胙城、襄城等县，至今但呼为韦县、考县、胙县、襄县也。”
此类避讳之例还有：宋徽宗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省称“瑕丘县”为“瑕县”；为避唐代宗李豫讳，省称“豫章郡”为“章郡”；为避宋光宗赵惇讳，省称“乌墩镇”为“乌镇”等。
四、综 合
在避讳地名中，有时不只利用“音、形、义”中的一种因素进行避讳，而是综合运用其中的两种因素。据考察，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语音、意义
有时需要综合运用语音和意义两种因素的关系进行避讳。例如，为避五代南吴太祖杨行密嫌名，将“荇溪”改为“菱溪”。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又杨行密据江淮，至今民间犹谓蜜为蜂糖，滁人犹谓荇溪为菱溪，则俗语承讳久，未能顿易故也。”“荇”和“菱”读音相近。在《广韵》中，“荇”为 “何梗切”，匣母梗韵“；菱”为“力膺切”，来母蒸韵。“荇”和“菱”均属于同一意义类别。《说文·艸部》：“莕，菨餘也。从草，杏声。荇，莕或从行，同。”《读书杂志·淮南内篇》：“菱杼紾抱。”王念孙按：“菱，水草也。”“荇”和“菱”均为水草名。
再如，为避宋光宗赵惇嫌名，将“绰墩”改为“绰堆”。“墩”和“堆”读音相近。在《广韵》中，“墩”为“都昆切”，端母魂韵；“堆”为“都回切”，端母灰韵。“墩”和“堆”意义相同。《集韵·魂部》：“墩，平地有堆者。”《广韵·灰韵》：“堆，聚土。”“墩”和“堆”均有土堆之义。
为避宋真宗永定陵之讳，将其曾祖宋翼祖的“定陵”改为“靖陵”。“定”和“靖”音近。在《广韵》中， “定”为“徒径切”，定母径韵；“靖”为“疾郢切”，从母静韵。“定”和“靖”义同。《说文·宀部》：“定，安也。”《广雅·释诂》：“靖，安也。”“定”和“靖”均有安定之义。
（二）语音、文字
有时需要综合运用语音和形体两种因素的关系进行避讳。例如，为避晋文帝司马昭讳，将“昭阳” 改为“邵阳”。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晋武帝父名昭……改邵陵之昭阳县曰邵阳。”在《广韵》中，“昭”为“止遥切”，章母宵韵；“邵”为“寔照切”，禅母笑韵。两字形体相近，只是偏旁不同。因此，“昭”和“邵”读音和形体都相近。类似的还有，为避司马昭讳，改“昭武”为“邵武”，改“昭陵”为“邵陵”，改“昭欢”为“邵欢”。
再如，为避唐宪宗李纯讳，将“纯留”改为“屯留”。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十六：“山西潞安府纯留县，唐改屯留。”在《广韵》中，“纯”为“常伦切”，禅母谆韵；“屯”为“陟纶切”，知母谆韵。两字形体相近。因此，“纯”和“屯”读音和形体都相近。
避讳地名与语言文字现象密切相关。从词义、语音和文字三个方面来考察避讳地名中所反映的语言文字现象，我们可以看出避讳地名的改易往往是依据词义、语音和文字中一个或多方面的联系而确定的，其中，以同义替代的现象较为普遍。由此不但可以了解地名文化，而且能加深对我国古代语言文字面貌的认识。
来源：《贺州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作者：温馨雨
选稿：佘本金
编辑：吴泓伶
校对：郭娟
责任编辑：林丽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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